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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村，北京东五环外一个典型的农民工集聚地。全村两万多人口，农民工占了十之八九。一位农民工告诉我：“刚进城，我们住在三环，后来三环繁华了，房租太贵，就搬到四环；再后来，四环繁华了，又搬到五环、六环。城市变得越来越繁华了，我们却不断被边缘化……”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中国掀起了城市化大潮，无数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，寻找安身立命之所。城市化的过程，也是文化冲击的过程。旧的身份角色失去了，新的身份角色却未确立，彷徨、奋斗、追寻……构成了一个精神变迁的过程。
六年前，为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，我曾经在皮村采访了两天，它给我的印象是拥挤、嘈杂，却又带着几分生气。如今六年过去，皮村有哪些变化？当年结识的那些质朴且有追求的农民工，生活得还好吗？我决定再访皮村。
一进村口，在依然嘈杂和拥挤的氛围中，一股熟悉的气息扑鼻而来。
我在皮村的“老朋友”孙恒在“工友之家”等我，除了略显老成了些，几乎没什么变化。久未相见，我们言谈甚欢。
我问：“你们的打工青年艺术团，现在还演出吗？”
“演，每年都有几十场演出。”孙恒顿了顿又郑重告诉我：“黄老师，我们打工青年艺术团，现在已改名新工人艺术团了。”
“哦？”我一听来了兴趣，“为什么要改为‘新工人’？”
孙恒说： “别看是一个称呼，其实关乎我们的身份呢。”
我追问：“怎么讲？”
孙恒滔滔不绝起来：“过去，社会上都习惯叫我们‘打工者’，这是指我们是一群被雇佣的劳动者，而‘新工人’则有了主体性的含义，代表了一种主人翁的社会地位；其次，‘新工人’是我们一种自觉的诉求，也包含一种渴求创造新型工人阶级和新型社会文化的冲动。”
从孙恒的话中，我咀嚼出了个中意味：他们已不仅仅是“新一代农民”，他们正在向“新一代工人”嬗变；他们已不满足于做“城市边缘人”，他们渴望进入城市主流社会，甚至成为“新北京人”。
“2016打工春晚”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拉开了帷幕。
这是一顿由打工者自己主勺烹饪、表达打工群体在一年辛勤劳作中的酸甜苦辣的劳动文化大餐；舞台上的主人是广大平凡的劳动者，劳动不仅创造财富，也创造充满真情实感的艺术。
孙恒的保留节目是演唱《打工、打工，最光荣》：
打工、打工，最光荣！嘿！
打工、打工，最光荣！
高楼大厦是我建，光明大道是我建；
脏苦累活儿是我们干，堂堂正正做人
——凭力气来吃饭！
在这个属于打工者的夜晚，孙恒激情澎湃。
1998年，孙恒告别家乡，成了一名流浪歌手。尽管他全身心地投入，却越唱越迷茫。六年前，他同我聊天时，曾倾诉过当初的苦闷：“我的生活经常被负面主宰，思想经常处于无力、焦虑和痛苦的状态。觉得活着很压抑，觉得对未来、对人生没什么把握……”
一次偶然机会，孙恒到一个建筑工地待了三天。晚上，他在逼仄的工棚里为工友们唱歌，唱一些老歌，也唱自己编的歌谣。工友们连工装都来不及脱，手里端着饭盆，两眼盯着他，那种目光与在地铁站演唱时路人的目光天壤之别，孙恒突然明白了，这里才是他唱歌的地方。
同吃同住，听工友们讲打工史，讲乡愁，讲婚恋，讲艰辛与憧憬。孙恒觉得自己成了他们中的一员。他还专门为一位叫阿彪的工友写了一首歌《彪哥》，台下的阿彪听得泪流满面：
认识你的时候，已是你干完每天十三个小时的活儿以后。
大伙儿都管你叫彪哥，你说这是兄弟们对你习惯亲切的叫法。
每天起早贪黑，你说你感到特别的累，
可是只能拼命地干，才能维持老少一家安稳的生活……
其时，孙恒结识了王德志、许多、姜国良。来自内蒙古科尔沁的王德志，是怀着学相声、当明星、上春晚的梦想来到北京的；许多高中毕业后，在舅舅的模具厂干过，还当过协警，他觉得“自己是家乡当中的一只鸟，就是要挣脱这片林子、这张网；飞出来了，来到北京”；而姜国良“从电视、电影里看到外面的世界，跟家里的世界不一样，就想出去看看，去挣钱”。四个都喜欢文艺、都怀着青春梦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，惺惺相惜，志存高远。他们成立了“打工青年艺术团”。为使组织和演出合法化，2005年7月，他们又向民政部门注册了“工友之家”机构，孙恒出任总干事。
歌曲《想起那一年》《这矮矮的村庄是我们在这城市的家》《团结一心讨工钱》《天下打工是一家》《电梯姑娘》等，相声《漂》，还有小品《我们的世界，我们的梦》，艺术团唱的说的演的都是熟悉的生活，只要工友们喜欢就行。
这些年来，“工友之家”在皮村建立了社区活动中心，设有法律咨询、维权热线、女工小组、文学小组、舞蹈班等。它要给工友一个聚会的地方，给他们一种家的温暖。
来自河北吴桥的工友郭福来，每到周日晚上，都会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参加文学小组的活动，听高校的志愿者老师讲课。同时，他又会按照老师的要求，将自己的生活写成作品。
郭福来的那篇《思念妻子的一封信》感动了身旁许多工友：
小英，你听说过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吗？咱们可以把思念打成包装，放进背囊。到老了，不能再打工时，咱们运回老家。坐在自家的土炕头上，一点点打开，重温今天分居时的思念，不也是一种幸福吗？
而今，创作已成为郭福来的一种生活习惯，周一、周二构思，周三、周四写作，周五、周六修改，周日晚与大家交流。因为有了这个文学小组，因为有了文学，郭福来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种个体的尊严。
艺术团在演出过程中，越来越意识到打工文化的重要性。
再次相逢时，孙恒说：“以前我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孤零零的。做了这些事后，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，自己也是工人群体中的一分子，负面的情绪慢慢消失，逐渐从摇滚歌手的个人宣泄转变到为劳动者歌唱，也更自信了、更有方向了。”
自2009年以来，“工友之家”发起并举办了四届“新工人文化艺术节”。来自深圳、广州、重庆、香港、北京等地的劳工代表和打工诗人、民谣歌手、民众戏剧爱好者、媒体、学术界以及皮村社区居民，汇集在皮村。在艺术节期间举办的“劳动文化论坛”上，打工“艺术家”们更是旗帜鲜明地宣告：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新文化运动！
请听听他们的声音：
打工文学可以作为一种利器，反映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对生活的看法。一些知识分子躲在高楼大厦写作，他们不关心底层社会，由此不能代表我们的声音。我们的文学可能是粗糙的，但却是我们自己的。
劳动文化一定是靠我们自己来创造的，要通过自己的讲述、自己的拍摄、自己的歌唱来发展自己的文化，来建立自己的文化。
孙恒对我说：“现在我们艺术团的活动和创作在文化与价值观上已经有自觉性了。它不再是个体的自娱自乐，目标也非常清楚，就是要承载工人群体的文化，倡导劳动文化，要帮助工人和劳动群体寻得文化上的寄托。”
我与孙恒经过皮村同心实验学校，几位学生欢快地从校园里跑出。
孙恒问我：“还记得沈金花吗？”
我说：“那个‘女娃校长’？记得。”
走进校园，沈金花迎了过来。六年不见，“女娃校长”显得更加干练了。
我有点惊讶：“没想到你还坚守在这里？”
沈金花说：“只要学校存在一天，我们就坚守一天。”
“工友之家”进驻皮村后，孙恒发现到处都是七八岁、十来岁的孩子在游荡。原来，皮村成为农民工集聚地后，他们的子女也伴随而来。当时打工子女入学“门槛”多多，许多孩子无法上学。孙恒的眉心蹙在了一起，他自己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，知道教育对于人生的重要性，打工子女也应该享受平等的义务教育。当时，沈金花在中华女子学院读大四，正在“工友之家”做志愿者。有一天，孙恒告诉她，“工友之家”准备办一所打工子女学校，鼓动她留下来。沈金花疑惑地说：“我自己还是个学生呢，如何办得了学校？”孙恒说：“你不是学社会学的吗？现在社会需要这样一所学校，在这里你会大有作为的。”或许是被这段话触动，沈金花真的留下来了。因为有了这所学校，皮村和周边的七八百个打工子女重返校园。
本文来源 中国农业网： http://www.zgny.com/，转摘请保留版权，谢谢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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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6-9-15 09:34:22
